[摘要] 导读:财经撰稿人达斯(SATYAJIT DAS)在MarketWatch撰文指出,现今世界的总体债务水平已经达到难以持续的地步,但是各国决策者却不愿意从跟不上解决问题,只一味诉诸债务货币化的政策如零利率和量化宽松,而这些政策注定只能弊大于利。
导读：财经撰稿人达斯(SATYAJIT DAS)在MarketWatch撰文指出，现今世界的总体债务水平已经达到难以持续的地步，但是各国决策者却不愿意从跟不上解决问题，只一味诉诸债务货币化的政策如零利率和量化宽松，而这些政策注定只能弊大于利。
以下即达斯的文章全文：
现今，许多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都高度依赖债务支撑的消费和水平不断提升的福利。
这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问题。为了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平，控制财富的日益不均衡，他们利用各种债务和货币工具来创造出经济活跃。结果就造成了过度举债，以及贸易和资本在全球层面的失衡。
政府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他们往往在福利上非常慷慨，以换取选举的胜利。私营企业也愿意增加员工的福利，以避开即期的工资压力，避免损害当前的盈利和股价。
可是，这些昂贵的许诺背后，十有八九都没有充分的资金。
可是，真正的问题没有人去解决，政府只一味代替公众去开支，用这些通过国债或者央行[微博]获得的资金来推动需求。他们默默祈祷，希望更强势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通货膨胀能够替他们消除麻烦。
这种情形不免让人想起考古学家德马雷斯特(Arthur Demarest)对玛雅文明的观察：“社会产生出了过多的精英，他们都需要外来的，美观而无价值的饰物……他们都需要绿咬鹃的羽毛、翡翠、黑曜石、黑硅石，以及皮草。贵族就是一群花费不赀，不事生产的寄生者，为了满足他们自己无聊的欲望，从社会吸取了过多的能源。”
现在，距离初的危机爆发已经七年了，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债务水平都增高了。全球不均衡倒是得到了一些改善，但这主要应该归因于经济增长的迟缓。中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都不愿意摆脱出口导向型的模式，让自己的经济向内转向。主要的债务国如美国，又不愿意减少支出，让自己的财政重获秩序。因为担心信贷增长速度的减缓会拖累经济，进行根本性金融改革的意愿已经逐渐消散。
现有的财政和货币工具其实并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但是政策制定者们却拒绝承认现实。他们只会再三利用各种复杂的术语、似是而非的数据和了无新意的意识形态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和局限性。或许，正如作家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所说：“他们并非看不到解决方案，他们是看不到问题本身。”
现在的政策，如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等，都是围绕着债务货币化这一中心而展开，但这些政策都具有潜在的巨大破坏作用。
由此造成的购买力损失等同于像资金或者主权债务的持有者课税。这实质上是一种将财富从储蓄者手中夺走，交给举债者和货币发行者的再分配，长期角度必将导致财富的缩减。
债务货币化还造成了道德危机。极低的利率和极容易获取的信贷让市场的纪律受到了冲击。举债者削减自己债务负担的压力大大减轻。低借贷成本使得无意义的投资能够进行和持续。政府让国家财政重新回到控制之中的意愿也被削弱了。
归根结底，那些用于应对债务危机的政策，本质上就是在惩罚节俭，奖励举债、挥霍、无度和浪费。
如果这些政策能够获得成功，或许还可以为其找到些正当性。可是，迄今为止的证据却都显示，政策制定者们怕是很难如愿。国际清算银行和其他的一些央行银行家们现在都在强调，如果不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则想要依靠货币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收效将非常有限。
普通人对自己的生活可能因为这“大解套”而受到的影响忧心忡忡。政策可能激起的政治和社会反应将充满变数。很多中产阶级已经在大衰退当中损失掉了自己的储蓄，他们的恐惧和不满为法西斯思潮的兴起创造了基础。
政府没有显示出一点愿意将经济问题的实际规模、解决方案的匮乏，以及矫正措施可能的代价等等告知选民的意愿。政客们不会忘记历史学家沙玛(Simon Schama)的论断，凡是竞选中向民众宣告那个“资源取不竭，人人得所需”时代终结的候选人，都不会成为后的赢家。在这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曾经的卢森堡首相容克(Jean-Claude Junker)曾经有一次表现出过罕见的坦诚：“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我们只是不知道在做了之后怎样才能赢得连任。”
宝贵的政治和经济资本都被浪费在了众多不适当的政策上，而这些政策又造成了各种破坏我们复苏机会的副作用。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都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名言，“持续说谎已经成为安全的存在方式”。(子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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